库里8次技犯遭禁赛引热议，6大争议点全解析|开云集团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的开云集团历史进程至今仍未真正终结，从物理结构和物质层面而言，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已彻底瓦解，但在心理层面，无论是俄罗斯、中亚国家，抑或是东欧国家，都尚未完全走出这一进程的阴影，冷战虽已落幕，冷战思维却依然残存，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完全正常化，诸多历史遗留的特殊性仍然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内涵与外延。 所谓“曾经拥有”，实际上也不过是“曾经局部拥有”，既然拥有并不完整，加上苏联后期国力不支、无法继续为东欧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失去便成了自然的历史过程，冷战格局下，苏联与西方的对立以及西方推动的和平演变政策，固然是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仍在于苏联自身,开云旗下奢品根子在内因。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对苏联而言，中亚与东欧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亚是苏联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东欧则属于卫星国；中亚是苏联的内边疆，东欧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外边疆，莫斯科与这两个区域的关系建构，以及施加影响的工具、杠杆、手段和逻辑均有本质区别，若非要使用“控制”一词，两者的程度也截然不同，东欧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时，莫斯科的感受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而东欧则“欢天喜地迎春来”，苏联解体之际，莫斯科的首要动机是“甩包袱”,而中亚国家作为受益方则明显不情愿。

有人问俄罗斯是否失去了中亚，应该说，从国际法意义上讲，当苏联解体、中亚国家宣布独立的那一刻，俄罗斯失去中亚的物理进程便已启动，尽管心理上尚未完全接受，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这种“失去”必然是相对的，毕竟，曾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联系仍以千丝万缕的方式延续，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一问题上,中东欧与中亚有着显著差异。

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谢拉夫热吻,图片源自网络。

俄罗斯部分精英潜意识中或许残留着“中亚是我的女人”的刻板印象，却极少以类似话语形容东欧，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圈层结构中，东欧虽占有重要地位，但中亚则被视作莫斯科核心的一部分，处于同心圆的中心位置，这种归属差异自然导致政策差异，苏联在其境内推行劳动分工：中亚被定位为资源供应地，尤其是棉花、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供应链末端，中亚对此并未反对，且享受到了分工带来的红利，正如前文所强调的，赫鲁晓夫曾多次推动经互会改革，试图建立新的劳动分工体系，却遭到部分成员国强烈反对，未获成功，分工体系由勃列日涅夫主义以强制手段推动,结果却催生了更强烈的离心倾向。

正因为这些差异，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对中东欧与中亚国家而言，都是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双重进程中的外部他者，但两者对俄罗斯的历史记忆虽有重叠，更多却是截然不同的，显而易见的是，当中东欧国家在北约或欧盟的扩张进程中，以“欧洲化”取代此前的“苏联化”时，俄罗斯便必然成为备受负面情绪指向、必须切割的因素，以波兰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为了强调其“回归欧洲”的民主阵营、接续历史发展路径，自然而然地强化了疑俄、排俄、反俄情绪，欧盟内部许多涉俄政策、被俄罗斯认定为反俄的举措,往往源自中东欧国家的手笔。

波兰与俄罗斯的世代恩怨由来已久，图为2012年欧洲杯波兰与俄罗斯球迷冲突，媒体报道赋予本次冲突更深层含义,东方IC供图。

中亚国家的“去俄罗斯化”

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后冷战时期的关系重构，以后者的“去苏联化”及伴生的“欧洲化”为底色；而中亚国家则在“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等多重进程中，始终保持与俄的特殊关系，在东欧，表现为部分国家尤其是波兰强硬的排俄主义、反俄主义；而在中亚，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融合了亲近与厌恶等正反情感的并存结构，就控制程度而言，苏联对东欧所余影响杠杆，大概仅剩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一体化标志性产物的石油天然气管道；而在中亚，俄罗斯保有的传统影响工具更为多样，实际影响力也远大于东欧，这也解释了为何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大国，在苏联解体后的头十年中,均在对俄政策的大框架内来处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讲俄语的国家与地区

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政治上，俄罗斯仍是发展模式的提供者，发挥着规范性权力的作用，中亚各国掌权者对旨在更迭政权的“颜色革命”保持高度警惕，而俄罗斯提供了另一套话语和应对方案，经济上，尽管中亚国家不再单一依赖俄罗斯，逐步走向多元化，但俄仍具备其他大国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俄借助欧亚经济联盟，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纳入其主导的经济体系内；中亚国家大量的劳动力赴俄务工，侨汇收入在部分国家的GDP中占比相当高，军事上，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设有军事基地、训练场或试验场，五国建军原则亦深具苏联传统，人文领域，俄罗斯的优势更为突出，语言这项一项,便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中亚对俄罗斯“爱恨交织”

刚才刘淼老师提到，中亚民众对俄罗斯十分喜爱，对此我略有不同看法，中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俄罗斯的认知，远比中东欧国家复杂，当中东欧大体上尚未沦为苏联卫星国之时，中亚便已被沙俄吞并，继而由苏联承接，并依照新理论进行治理，中亚国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文明层面的提升，此为事实，这种正面情感从苏联解体时它们普遍不情愿便可窥见，当俄罗斯自认“一直充当输血者”而急于甩包袱之际，中亚五国仍在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带来的好处，作为受益方，它们的立场自然与莫斯科不同，先是俄、白、乌三国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实际上宣告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命运，继而阿拉木图峰会确认了普京所称“文明离婚”的事实，可见，“爱俄”的一面在中亚国家确实存在，对俄抱有好感的人不在少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1991年签署《别洛韦日协定》时的现场，在场者还包括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图片来源：网络。

中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迫”独立后，各国当局不得不适应新的国族身份，开启本国国家和民族构建的政治进程，我曾用“去俄罗斯化、在地化、国际化”三个关键词描述这些新生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重构，包含去苏联化内涵的去俄罗斯化，必然影响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对俄态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经由“公开性”政策浮出水面的大清洗、大饥荒、农业开发等历史记忆，成为这些国家重新书写历史的重要素材，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新叙事，自然与苏联时期的“兄弟情谊论”“大家庭论”“文明使者论”等经典话语拉开距离。

正因为如此，“恨”的一面并非想象，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才是中亚国家对俄认知的基本面貌，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各国民族与国家建构步伐加快，民族主义思潮影响力迅速上升，数年前，我曾受邀出席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举行的 “哈萨克汗国建立550周年庆典”，午宴之际，主办方特意将我引荐给哈人民大会主席，一位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倚重的亲信，我自我介绍称来自某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当然也补充说中亚亦是本中心研究重点，这位高层立刻打断我，并建议我们机构更名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与中亚研究中心”,这则小故事颇具说服力。

语言层面也是如此，哈萨克斯坦近年来决定推行拉丁化文字改革，这显然是一种与苏联、与俄罗斯的切割，乌兹别克斯坦语早已推广拉丁化方案，事实上目前为拉丁与基里尔字母并用，有研究显示，塔吉克斯坦年轻人中，70%以上已经不再掌握俄语或俄语水平不佳，中亚学生留学的目的地也出现方向性转变：赴欧美、土耳其、阿拉伯国家及中国的人数日益增多，俄罗斯已非唯一乃至首要的选择，这些结构性变化，无疑会重塑中亚的俄国观，苏联在中亚的人文历史遗产目前还相对丰厚，其他国家短期内尚难与俄匹敌，但大趋势已逐渐清晰，俄罗斯亦试图通过“俄罗斯世界”等理念与实践加强与中亚国家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联系,但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中亚“文明离婚”后的“自由恋爱”：公共产品的实力竞争

2008年，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时任主任T·科尔顿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发表研究演讲时指出，从语言文化角度看，人们往往对所学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产生亲近感，但俄罗斯似乎是个例外，科尔顿教授所讲，当然主要针对美国的广义“知俄派”，或有不无偏颇之处，但类似情况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中东欧自不待言，中亚也有学者私下抱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并未带来预期收益，诸如此类，各国持续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视为一个较为清晰的注脚。

这与俄罗斯自身的定位亦不无关系，俄始终强调后苏联空间为本国特殊利益区，这种表述在中亚部分国家看来，正是“势力范围”在新条件下的新包装，我还亲耳听到，在遵循查塔姆大厦规则的内部讨论中，有俄罗斯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层级的精英和知名学者直言不讳地称“中亚是俄罗斯的女人”，甚至援引“朋友妻，不可欺”这一中国俗语，调侃中国为何介入中亚、动了俄罗斯的“奶酪”，我当时回应道：普京总统本人也公开承认，独联体的成立是“文明离婚”的产物，既然已与中亚这样的“好姑娘”离婚，总该有她们继续追求幸福、自由恋爱的权利吧？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我们都只是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员，能否赢得芳心，终究要看谁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况且，时代已变，即便将来“复婚”，也未必不能拥有“蓝颜知己”，我相信，“女人论”只是一部分俄罗斯人的想法，但它的代表性毋庸置疑，类似这种可能损害中亚国家主体性、或漠视其国际新身份的话语与实践,引发强烈反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镜厅论道”活动现场，左起依次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刘淼、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

帝国的遗产：谈俄罗斯“失去”中亚为时尚早

问题在于，帝国的解体尽管是漫长过程，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终点，俄罗斯目前仍可借助苏联遗产保持强大的吸引力，但中亚五国自身的民族与国家建构进程终将更多强调其主体性，强调外交的多向度与多元平衡，这种影响力的消减已初露端倪，未来很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前几年提出的推动语言文字拉丁化改革方案，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早已拉丁化与基里尔字母并存的局面，以及塔吉克斯坦年轻一代中逾70%不再使用俄语的最新发展，均表明以“去苏联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意义上的“苏联解体”正在加速推进，留学生的流向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赴俄留学还是中亚学生的优先选择，那么时至今日，欧美一流大学以及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高校,均已展现出强劲的吸引力。

我还要强调，现阶段谈论俄罗斯“失去”中亚为时尚早，在北约与欧盟双东扩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对俄罗斯的战略价值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相应地，俄罗斯的战略投入亦在持续增加，其综合影响力，仍是其他大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而从长远看，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迟早要回归至正常的国家间关系轨道，中亚国家的主体性越强，与其他大国的合作越发深入，俄罗斯的影响力便会被进一步稀释，这一进程,必将漫长而持久。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今天讨论的关键词是“控制与反控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占有与失去”，我想强调的是，东欧与中亚之于苏联，意义不同，政策逻辑不同，最终的结果也自然不同，况且，要说“失去”，前提便是默认苏联曾拥有过东欧与中亚——可这个前提本身并非历史的实然，而更多是莫斯科叙事中的应然，既然“拥有”并不完整，在苏联国力日益吃紧，又无法持续向东欧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彻底失去便成为自然演化之果，冷战结构下苏联与西方的对抗及西方“和平演变”策略，无疑是重要的外部压力，但更大原因仍在于苏联自身,根子在内因。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

在此还必须提及领导人特定时刻的关键作用，有西方学者深入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经济后得出结论：直至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经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危急，足以支撑国家继续运转，所谓“崩溃论”更像是某种叙事构建，其关键变量，是戈尔巴乔夫在关键时刻做了特殊决断，包括坐视东欧剧变，正因如此，有观点假设，若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另一领导人，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命运很可能截然不同，而叶利钦之所以能成为新生俄罗斯首任总统，顶着“时代英雄”光芒登上政治巅峰，亦带有诸多偶然性，叶利钦曾在党内挑战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起初占有诸多先天优势，叶利钦一度情绪极为压抑，甚至需住院治疗，也曾萌生轻生之念，主动提出赴国外出任大使，以避开莫斯科的政治漩涡，但戈尔巴乔夫并未同意，不妨设想：若叶利钦执意出任大使，且苏共中央予以批准,苏联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历史不容假设，但足以照亮前路，总体来看，我们需回到历史深层，去理解俄罗斯对东欧和中亚“获得”与“失去”的复杂过程。“获得”从未完整，“失去”也仍在继续，时间终将呈现一个逐渐清晰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苏联解体的进程至今尚未彻底终结，作为物理与物质结构的苏联，确已瓦解；但在心理层面，无论俄罗斯还是中亚，乃至东欧各国，仍未彻底走出这一巨大变局的阴影，冷战虽然结束，冷战思维犹在，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仍未能完全正常化；诸多特殊性，仍在规范着这些国家间关系的边界与可能，倘若时光能够倒流，俄罗斯精英或许多有追悔，当年他们只求甩掉包袱、轻装前行，可料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天的俄罗斯依旧执着于大国地位的追求，但若只是一味沉湎于历史惋惜，而不反思如何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公共产品，那么依靠强制力维系的“拥有”终将崩溃，总有一天，世界会引用乌克兰人创作、因普京引述而广为人知的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若有一天，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国家的关系能够回归真正正常的国家间交往，那么后冷战时代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剧烈震荡与碎片化，或许也将走入历史，届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欧洲”，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从新加坡到柏林的“大欧亚”，才有望不再是彼此抵牾的地理想象，而成为现实的地缘政治愿景——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跨欧亚一体化,终将取代当前欧亚空间的分裂与对峙。

（完）

（本文系嘉宾在镜厅论道“苏联/俄罗斯干涉东欧、中亚的经验教训”沙龙上的发言整理，经删节并获嘉宾审定，编辑：豆姑娘，合作、转载请联系后台。）

嘉宾介绍

杨成，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获得本科、硕士与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7年2月在外交部欧亚司及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任职，2007年3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10月起任副教授，杨成教授曾任法国Cergy-Pontoise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及剑桥大学等国际知名学术机构的客座或访问教授，同时担任多家国外学术刊物的国际编委，并受聘为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研究方向特邀首席研究员，他还担任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俄罗斯与中亚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术兼职，以及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全球治理与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团队成员。

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秘书长，已发表中、英、俄、法、德、日等语种论文50余篇，2008年以来先后六次获得省部级奖励，深度参与国家对俄罗斯、对中亚合作决策进程，先后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反恐办、中联部等部门撰写并提交咨询报告近80份，当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欧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与小国外交行为、“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外交等，其最新发表的SSCI期刊论文为“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开云旗下奢侈品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Osteuropa 5-6/2015, S. 14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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